斯宾格勒与古典时代的启示
编者按：本文选自《经典与解释50：斯宾格勒与西方的没落》（娄林主编，北京：华夏出版社，2018），作者为戈特弗里德（Paul Gottfried），李旺成译，张培均校。此次推送删去全部注释，有兴趣进一步研读的读者可查阅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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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写就的许多政论和《西方的没落》的诸多文字之中，斯宾格勒（1880-1936）都自视为亲普鲁士分子（Prussophile）、保守派和历史哲学家。这种认同自始至终贯穿他的写作生涯：他视各文明为周期，相信西方文化已精气耗尽——这些合起来证明，他厌味现代政治的各种价值。斯宾格勒蔑视历史进程中的自由信念，质疑人类进步同个人主义和平等之间的联系。个人自决（self-determination）标志着艺术和道德的现代性，而对他来说，无异于社会的分崩离析。在二三十年代的政治声明中，他号召国人放弃单子式的资本主义，代以集体经济和明确的普鲁士国家义务伦理。
人们经常论及，斯宾格勒的历史理论创建显得缺乏深度，前后不一。《西方的没落》表现出对各文明兴衰的机械看法。八大文明之间互不关联。斯宾格勒对其中的一些马马虎虎，却尤其关注三个文明：麻葛文明（即闪族-希腊化-波斯文明）、希腊-罗马文明和西方文明。三者当中，后两个构成其中两卷的主要考察焦点。斯宾格勒宣称，他研究的文明组群经历过平行的进程，互不渗透。它们全都经过一个相同的生命周期：从充满创造力和凝聚力的文化（cultures），进入相当扩张却世俗化的文明（civilizations）。然而，任何一个文明都不可能影响另外一个的特征。文明被视为相互不能理解的诸多文化。每个文明创造出独一无二的文化传统，带着自己与生俱来的记号。
因此，古典时代具有一种界限感。那时，诞生了一种空间上自我封闭的数学（欧式几何），一套为城邦设计的政治制度和一门强调形式与平衡的艺术。相反，西方社会却总是渴求不受限制。近东文化崇尚深度和内在，典型的是占星术士和神秘主义者；古典世界则颂扬形式之神（the god of form）阿波罗，而西方精神却以歌德的浮士德为代表，他奋斗不息，以求救赎。事实上，基督教一旦为入侵罗马帝国的日耳曼部落所信奉，就断绝了它的麻葛文明与古典文明之根。西方化的基督教（Westernized Christianity）产生了膨胀的僧侣共同体、教皇帝国的梦想、高耸入云的哥特式大教堂。此外，浮士德文化的特征还包括历史意识、包含无穷数的数学和对普遍知识贪得无厌的热望。
斯宾格勒认为，他能够熟练地识别各种各样的文化“面相”（physiognomies），由此，这种独特的精神特质编目（cataloging）变得可能。唯有通过直觉跳跃，而非推论分析，史学家才能理解世界文明的全景。这样的理解方式在现代西方首次变得可行。和黑格尔和马克思一样，斯宾格勒相信，唯独西方社会用历史的思维思考，发展地把握每个历经的瞬间，并与普遍的进程联系起来。然而，只有当西方人远离自己的自负之时，真正的历史意识才会盛行。斯宾格勒说道：
最终，所有人都自我批准，突显最近乎自己利趣（interests）的那个古代片段：尼采的前苏格拉底雅典，经济学家们的希腊化时代，政治家们的罗马共和国，以及诗人们的罗马帝国。（同上，页52）
对斯宾格勒来说，拿罗马与西方作比较，甚至将罗马的理想提升为自己民族和时代的模范，都成问题。如果文化-文明沿着平行而又不交叉的轴线演化，既然罗马因自身的衰败形式而受到谴责，那么罗马会给西方什么模仿价值？非但如此，罗马帝国无情的扩张，连上自身内部的衰朽，尤其不值得现代效仿。斯宾格勒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而且《西方的没落》中对罗马社会的诸多提及都出奇地屈尊俯就。比如，他告诉我们，希腊人有“灵魂”（soul），不像罗马人只会用“心智”（intellect）（同上，页44-48）。Seele[灵魂]和Geist[精神]在希腊文化中用作描述性术语；而斯宾格勒给罗马人的心智的最高评价只是平庸的Verstand[理智]，或仅仅是切实（Tatsachensinn）。说得更确切些：
不谈及希腊人的经济状况，人们也能理解希腊人。然而，我们只能通过参考希腊人来理解罗马人。（同上，页25）
尽管斯宾格勒可能对罗马文明没有真正的感情，但他承认，罗马文明确实给其他同样被糟糕对待的Spätzeiten[（文化）晚期]上了几课。
罗马和凯撒教给我们这些较晚时期的现代人更多，甚于雅典、伯利克勒斯和亚历山大。
不再有生死攸关的文化问题，因为这些社会经过了它们的全盛时期。精神贫乏，物质膨胀，所有文明彼此相似。所有文明都包含一些人，不在乎家庭和荣誉，寻求权力和利润，直到不得不屈服于一个复兴的国家。因为罗马人在这种情况下已经做得尽可能好，斯宾格勒就直接把目光转向了他们的实际德性。
这种解释无疑有一些价值，但忽视了一点，斯宾格勒对西方经验的解释变化无常。在他的政治性写作中，西方的经验在结构上显得不再与古典的经验类似。《普鲁士主义和社会主义》将西方历史呈现为三大势力之间的持续对抗，三者对世界帝国有着迥异的看法。天主教的西班牙、资本家的英格兰和专制-社会主义的普鲁士，全都提出了反映统治需求的民族使命。 据说，是本能推动这三个民族走向自己的未来；而每个民族都形成了一套与本民族特殊命运匹配的伦理。秩序和义务成为普鲁士服从天性的表达，就像个人主动性和自由贸易作为英格兰经济发展的基本原则一样（同上，页79-83）。
值得注意的是，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描述的斗争回到了现代之前，而且，遮蔽了他在精神文化与物质文明之间一贯的区分。他将英格兰一再刻画为一种“纯粹文明”，而将西班牙刻画为一度令人骄傲而现已衰弱的宗教精神残余；然而，这些势力之间“殊死斗争”呼应原始的天性，据说在中世纪这种情形就已经出现。与西班牙不同，普鲁士和英格兰带着自己的前现代遗产保持武备，尽管每一个都已适应文明。英格兰的海盗掠夺塑造了自己经济统治的需求，而祖传的普鲁士情感仍然活在日耳曼人对权威的尊奉中。
作为一个政治分析家和一个为普鲁士服务伦理（service ethic）申辩的辩护者，斯宾格勒将西方历史看作一场旷日持久的对抗，因而放弃了《西方的没落》的坚硬结构。进一步说，他描述的西方领导权的斗争造就了几组历史类比。其一便是在西方命运与伯罗奔半岛战争之间的一种假想的平行（同上，页54）。斯宾格勒在这一对比上没有多费口舌，但从中可以得出一个论点：斯宾格勒在描绘他自身文明中的政治分歧时，他的版式（format）取自修昔底德而非任何其他人。
《伯罗奔半岛战争志》的开端，讨论所处理之冲突的史诗性。从一开始，这场战争就注定成为“最值得注意的事件”，因为，
它展示了交战双方（雅典和斯巴达）竭尽全力参战，看到希腊世界集结于其中一方，一部分立刻加入，剩下的则在些许考虑之后。
因此，这给斯宾格勒描绘普鲁士与英格兰之间不朽的战争提供了原初背景。他相信，这两大帝国巨头之战最终会分裂欧洲，甚至可能分裂世界。与修昔底德描绘的较量一样，斯宾格勒描述的那场较量对他来说似乎也已命中注定。这场较量源自古老的本能（为了统治和劫掠），只有“在一族之民（a people）或他们的文化死亡之时”才会终止。
斯宾格勒笔下的英格兰和普鲁士，与雅典和斯巴达具有某些相似性。同那些登上修昔底德榜单（Thucydides charts）显赫位置的古代势力一样，这两个西方国家区别以各自的风俗和政体。雅典是一个城市中心，土地贫瘠；与雅典类似，英格兰因此发展贸易，寻求市场，成为一个海上强权。雅典“由于吸收外国叛乱者”，导致人口膨胀；与雅典一样，英格兰有时也吸收一些肆无忌惮的个人主义者到国民中。此外，像雅典一样，英格兰也贫富两极分化。 普鲁士则跟斯巴达一样，农耕与军事技巧结合，集体高于个人。斯宾格勒同样暗示，与斯巴达一样，普鲁士被推入冲突之中，冲突中的对手是更富进取心的经济扩张型帝国主义。
早在一战期间，德意志的辩护者们就已更明确地作过这种类比，到斯宾格勒在1919年略略提及之时，已然是陈词滥调；人们也用不着想当然认为自己发现了古希腊，可以用来作为德意志道德复兴的楷模。对于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们来说，古希腊人很早就代表着一种人文理想。他们希望看到自己的国家能重新拥有这种人文理想。为使德意志文化区别于法国大革命遗产或英国资产阶级社会，从费希特（Johann Fichte）到斯宾格勒的同时代人布鲁克（Moeller van den Bruck）以来的民族主义作家们，都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式的美德归于自己的民族。一如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的做法，拿破仑战争期间的费希特以及一个世纪之后的斯宾格勒，都倡导德意志民族应该自给自足（autarchy）。自足之后，据说德意志人就能避免在与他们的物质主义邻居们接触时的腐败，由此而保存他们本土的质朴和冷静美德。
斯宾格勒同样也用许多有机的形象来描述普鲁士政治的本质，这样便得以跟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的修辞传统联系起来，这种修辞孕育自浪漫主义时期。他将普鲁士精神描述为一种“个人融入整体的默契”，自有其根源所在，进一步说，可以追溯到浪漫主义之前的希腊哲学。 无论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都认同一个健康的社会等同于它所有部分的完全融合。《尼各马可伦理学》将社会体的幸福视为其构成要素（ta merē organikē）完美协调的功能。在《王制》中，苏格拉底认为，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类似于一种管理精当的人类制度：
因为它[节制]不像勇气和智慧？各自处于不同部分，一个使城邦智慧，另一个使城邦勇敢。节制不这样起作用，而事实上贯穿整个部分，从高到低的全部等级， 使更弱者、更强者，以及那些中间阶层——无论你想要根据睿智辨识/观看它们，或者，你要是想根据力量、或人数、财富或别的无论哪类东西——一起唱同一歌曲。（《王制》，432a1-5，史毅仁译文）
这些观察意在说明，斯宾格勒并非有意地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儿得出自己的政治观念——更不用说在历史语境中处理他们的观点。我的观点是，尽管斯宾格勒公开宣称对希腊人漠不关心，设想希腊诸文化之间互不相通，但作为一名政治教师的他，确实采用了古希腊的想法，只不过掩盖了产生这些想法的形式。在最猛烈地攻击《西方的没落》的批评者中，就有对希腊有好感的政论家和教授们。他们中的许多人痛恨自己察觉到的斯宾格勒对古典时代，尤其是对希腊世界的诋毁。 斯宾格勒对罗马的实际（factualness）和帝国主义抱有更大兴趣，甚于对希腊的思想，这毫无疑问使他们的觉察得到了确证。
然而，巴特勒（H.C. Butler）夸张地所谓“希腊对德意志的僭政”，可能已将斯宾格勒列为诸多不知情的受害者之一。斯宾格勒最长的政治小册子《德意志帝国的重建》（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German Reich，1924），打着普鲁士-罗马传统的幌子，却提出古希腊哲学的学说。这部作品的第一部分严厉斥责各色各样的团体导致民族道德和政治的败坏：议会诸党掠夺政府，官僚们热衷于年金甚于公务，“非生产的”工业家靠政府支持过活却操控着资本。最重要的是，他谴责强有力的公共人格的缺失——诸如俾斯麦在政府方面，老毛奇和小毛奇在军事上，或者贝贝尔（August Bebel）作为德意志社会主义党（German Socialist Party）的组织者那样的公共人格。 斯宾格勒相信，只有新的领导层才能恢复德意志的政治和文化福祉，于是他转向教育改革问题。
斯宾格勒强调以训练（Zucht）为目的的教育，而不仅仅是正规教育。他嘲讽德意志人文主义者们的课程过重强调语言学习，对“渴求属于自己的真实岁月的天才青年”表示同情。至于更加传统的教师，“神佑的师傅，身着破旧的僧袍，头脑里塞满贺拉斯”，这样一个人“会激起敬畏，但只对那些还没有汽车或飞机的时代的人”（同上，页229）。他在教育规划中提议游历、外语、经济学、德语作文、史学和物理学。可想而知，哲学和艺术被排除在外，而作为人文主义课程一部分的希腊文则提都没提。他赋予拉丁文教学一个实用而非人文主义的基本原则：拉丁文使年轻人分析地思考，据称甚至胜过“最严格的数学过程”（同上，页234）。
乍一看，这个教育计划中似乎没什么东西能让人回想起希腊的教育理论。事实上，在斯宾格勒的建议中，许多地方都能感觉到明确的职业教育者（vocationalist）的味道：比如，给游历和专业实习设置学分，为了经济和军事用途教授语言，此外，学生有一次基于自学获得学位的机会，只需完成最低限度的课堂训练。
然而，与这一粗暴的现代化改革并置的，是希腊哲学的假设。在柏拉图的术语中，教育被设想为askēsis[练习]，它确切的德文翻译就是Zucht[训练]：一种为了公共政治服务的自我训练。比如，《王制》卷三将大量注意力放在自幼训练城邦卫士以守护理想的社会这一问题上。苏格拉底规定了适当的身心培育，从音乐和体操开始，以“认清节制、勇气、自由、伟大及诸如此类事物的样式”（《王制》，402c1-4）结束。在他的任务中，立法者必须让人们抵挡“放纵”（akolasia），尤其在城邦卫士的训练中。像年轻的运动员们（askētai）以及斯宾格勒的德意志领导人学徒们一样，柏拉图的卫士们会看到，
正如精细滋生放纵一样，它是不是也会产生病痛？正如音乐中的简洁（haplotes孕育灵魂上的节制一样，简单的体育会培养出健康的身体？（同上，404e3-5）
在讨论教育方面的训练时，斯宾格勒也强调身体的健康，并提议企业和学习场所都要鼓励体育。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一样，斯宾格勒力图赋予教育政治-伦理的目的，让教育服务于有天赋的新贵族阶层，尽管并非一以贯之。斯宾格勒援引传统普鲁士行政官员领导层以为榜样，将他们的严苛描述为“普鲁士主义中的罗马元素”。 不过，他对领导层构成的强调以及对有纪律的政治人格无处不在的关注，或许更多归因于古希腊哲学，而非罗马的行政管理。同样，柏拉图警告人们提防道德上和心智上不宜之人“干预”政治的危险。《王制》已经预料到斯宾格勒对德国的控诉，他谴责人们让一个“天性为商人”的人担任战士、立法者或卫士。 这样的“变动和干预”对一个正义的政府有害。柏拉图认为，寡头制和民主制在道德和心智上逊于贤良政制或荣誉政制。
亚里士多德也预示了作为教育者的斯宾格勒。在《政治学》的第七、八卷，他讨论了对政治领导层的教育方法。同斯宾格勒一样，他主张区分统治者和臣民（rulers and subjects）的教育；还同斯宾格勒相同的是，他建议让未来的领袖服务其他人，以便为将来行使权力作准备。在亚里士多德所欲的政体（politeia kat’euxēn）中，统治阶级应该合实践理性与理论理性为一。尽管和平和安宁比纷争和动乱更可取，但亚里士多德坚持认为，立法者只有让人们做好面对困难的准备，才能确保他们无事。军事技艺便是最适合统治的genos[家族；亲族]中的年轻成员的活动，他们享受“伟大的身体优越性”，是天生的军人，就像他们的长辈是天生的立法员一样。 考虑到好战的社群，亚里士多德得出一个与斯宾格勒相似的判断：
这些城邦大多只有在战斗中才能生存；一旦成为占有者，它们的政体就会瓦解。像铁[剑]一样，在追求和平时，它们会失掉锋芒。（同上，1334a6-10）
当然，亚里士多德试图使自己的评论成为对斯巴达毁灭性的批评（“[我们知道，]他们的立法者从未教会[城邦]享受闲暇[scholazein]”），而与之相反，斯宾格勒给出了对等的评价，一定程度上在为好战的生活方式辩护。模糊这一差异当然并非我愿。我也不愿否认，相比斯宾格勒的自然主义和现代主义视角，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站在更高的道德层面考察政治问题。尽管如此，斯宾格勒的政治写作的的确确暴露出希腊哲学的印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排除单纯的主题重叠的可能性。他转向古希腊求助，为自己的民族绘制 “罗马的使命”，这种做法并不让史学家们感到惊讶。
德意志思想家们长期以来对古典时代的两股力量感到矛盾：希腊的理论和罗马的统治。Goethezeit（歌德时代）的德意志诗人和哲学家，称颂希腊人的创造力和美学；但他们的生活于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后代，视罗马而非希腊为政治国家的合适原型。 德意志人对罗马的迷恋，甚至可能影响了对政治颇不关心的尼采。尼采赞美古希腊戏剧，但在《偶像的黄昏》中，他吹捧凯撒，称赞罗马通过帝国扩张表现了自己的权力意志。
斯宾格勒（Oswald Arnold Gottfried Spengler，1880-1936）
斯宾格勒表达了一种更深层次的政治化的文化意识——某种他自己绝不会否认、实际上还会热衷于证实的东西。 不过，使用古希腊政治、教育概念，显示出他与前辈德意志文化之间持久的联系。那是一种由希腊爱好者们，比如歌德、席勒、荷尔德林、施莱格尔兄弟、赫尔德和谢林等人创造的文化；难怪在响应第一次德意志民族主义萌芽时，德意志爱国主义者们仍自视为一个Kulturnation[文化民族]，这是基于跟希腊人的类比。尼采发现，希腊人是“古代的政治白痴”，但这样的发现不至于尼采一人，即便如此，像策勒（Eduard Zeller）、维拉莫威兹、耶格尔和迈耶（Eduard Meye）那样的德意志的教育者们，仍然继续赞扬希腊人在智力和艺术方面的成就。在斯宾格勒生命中的某个时刻，当然他不由自主，尽管他是政治成功的赞美者，但也深受希腊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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